文学是直抵人们心灵的，用文学的方式来探讨一个城市，就不只是在探讨这个城市物质的层面，而是探讨它像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个体的存在，探讨它的灵魂、它的生命和气血，因此一个伟大的城市只有经过文学的加持才能够最终成就它的伟大。本届图博会期间在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北京：一座城市的心灵史”主题活动上，宁肯、邱华栋、徐则臣三位在书写北京这座城市上有着众多心得的作家集体亮相，他们带着对北京的独特情怀，探讨着文学和城市的特殊关系。在他们的思想碰撞中，北京像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其中有古城的沧桑、皇城的庄严、现代化城市的繁华、国际大都市的包容。

　　“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两年后，我出生了，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如果说北京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确定性，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么以鸟巢、国家大剧院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不可把握性，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在新作《北京·城与年》中，宁肯用文字记录下他曾经历过的特殊年代，记录的初衷并不复杂，“关于它记忆再不回忆会慢慢消失，比如探照灯、防空洞。”宁肯说生活在北京有一个天然幸运的东西，“北京的任何一点通过文学的方式深入进去，写出来就特别有代表性。同时它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身上一个巨大的责任，生活在一个文学的城市，我们作为后世的作家需要给这个城市再加持一点什么，责无旁贷。”

　　在关于北京的文学书写中，最常被人们提到的作家就是老舍。“在你心中北京是什么？北京非常大，尽管我们生活在北京，但有时候说起它来很难下嘴，难以界定。在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老舍去理解北京，在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中，有着对北京的胡同、老北京人的传神的描述。”正是北京有老舍这种文学传统，激励着宁肯这样的后世作家们对北京有一种责任，要把北京的这种独有性，通过文学解读出来。在《北京·城与年》之前，宁肯上一部作品是《中关村笔记》，“我采访中关村的时候，有一个车库咖啡，是一个创业型的咖啡馆，它形成了一个现代高科技的茶馆。这个‘茶馆’的老板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胡同的孩子，姓苏，他开门迎客，任何一个新来的人找到他，他马上就会介绍现在目前‘茶馆’里有什么资源，非常像现代的王掌柜。在中关村高科技的环境下，他是《茶馆》里面老掌柜的那种待人接物的方式，一举手一投足的气度非常相似，但是又非常不一样。从《茶馆》里的王掌柜到车库咖啡的苏掌柜，你能发现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北京发生巨大的变化。但尽管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又能看出它们之间的传承，那种相似性。巨大的相似性和巨大的差异性是我们北京所独有的东西。”

　　“我是从江苏小地方来的，跟外地打工者的心态很像，在北京寻找身份和心理认同。”作家中的“北漂”徐则臣创作过《啊，北京》《我们在北京相遇》《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居延》《王城如海》等多部书写北京社会底层小人物生活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写的主要是普通人，偶尔有知识分子。“我不用知识分子的眼光来看北京，也不从边缘人的角度来看它，而用一种注视活生生的人的视角去尽力接近它。”徐则臣写北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始终把它放在一个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考量。“不能孤立地去理解这座城市，因为很难把它从整个中国的语境里面剥离出来单独打量。巴黎、纽约，我们可以把它们从法国、美国的版图上摘出来，作为个体的、自足的城市去研究它，它们的城市性是圆满的、自洽的，北京不行。当下的北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充满流动性的城市。这些年整个中国的变化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北京的变化上。北京的变化，带来城市与人的关系的变化。或者说北京的变化跟另外一种变化互为因果，即北京与北京人、到北京的外来人，乃至北京与一个普通中国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

　　徐则臣已经在中关村住了15年，对北京最熟悉就是那里。“我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个城市和这个地区写深，因为中关村的确非常重要。中南海如果是中国的心脏，那么中关村就是中国的大脑。这个一点不夸张，因为那是高科技的园区，中国最好的大学都在这里。这个地方是中国一个社会的缩影，从最高的阶层一直到最低的阶层，在这里都可以找到对应的那群人。如果你把中关村看清楚，就可以把北京看清楚，如果把中关村看清楚，你就可以把当下中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意义，中关村是具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标本作用，是整个当下中国的一个缩影。”在《跑步穿过中关村》中徐则臣以观察者的视角挖掘着中关村的独特性，而作为《中关村笔记》的读者，徐则臣又挖掘出了同行笔下中关村的独特性。“宁肯用非常好的方式发掘出了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那些人，比如柳传志的生活，车库咖啡的老板的生活，他们如何看待北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如何引领我们这个时代的物质、经济、思想上的潮流。书中写柳传志的房间，在他的背后有一头牛的雕像，这头牛跟我们平常看到的牛都不一样，所有牛都是身子往前奔的，但柳传志的窗台上牛的雕像身子是往后坐的。”

　　“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在机关和报社都工作过。我觉得，文学史上有一类作家，是和一座城市不断较劲的，所以我选定了北京作为我观察的对象，写了很多北京在1990年代开始的都市化变化的细节。一直到今天，我仍旧在持续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变化，希望我的写作和这座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邱华栋说。

　　邱华栋曾创作长篇小说“北京时间”系列(《白昼的喘息》《正午的供词》《花儿与黎明》《教授的黄昏》)，还有包括《印象北京》、《摇滚北京》以及60多篇关于北京的社区人的系列小说。“一个作家只有和一座伟大的城市联系起来，才可以获得更久的生命力，我就打算和北京联系起来。我发现了北京的生活多元、复杂、有趣、丰富。北京是世界性的都市，也是最中国的都市。我作为新北京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这座城市一起度过一段快速变革的时期，并成为这个时期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但我写的都市小说，是没有老北京的那种地域特色的，是一种更为国际化和抽象化的城市。有些小说是变形的、夸张的、荒诞的，比较现代，也是小众的。这是我有意追求的目标。”

　　从文学史上来看一个作家和一个伟大的城市联系起来的例子很多，“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和都柏林形成了这样一个关系，20世纪俄国伟大的象征主义小说家安德列·别雷的代表作是《彼得堡》，美国当代作家保罗·奥斯特写《纽约三部曲》《玻璃城》，抓住了纽约的灵魂，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系列小说把东京的状态、人的大都市的异化感抓得很准。所以现在有一个非常讨巧的办法，要成为一个大作家就要跟一个伟大的城市联系起来。”邱华栋的新作就将《伦敦传》为蓝本书写《北京传》。“《北京传》是一个作家个人的城市观察，又是一座伟大城市的个人记忆。是一本历史书、建筑书，也是一篇大散文，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纵横开阖的新型非虚构作品。在这本书中，城市，是主人公，所有和这座城市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北京这座伟大城市的脚注，是她的一砖一瓦，一个个的词汇，构成了北京这部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