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私下里提醒陈泽祯“不要老提面包，他们都在偷偷笑你，陈英士的嫡孙沦落到这把年纪还在卖面包。”他不以为意，“陈家子孙要靠手艺生活，这才是值得骄傲的。”

　　老头儿今年67岁，在北京开了11年面包店——“红炉磨坊”。口碑好，就是不赚钱。他一直很困惑，直到最近才承认自己的营销策略出了点问题。

　　他身材瘦削，腋下夹一本最近正在看的《大秦帝国》，讲起面包来眉飞色舞。如果你只是在面包店见到他，顶多觉得这是一个爱对员工卖萌的老顽童。他从不清楚自己店里面包的定价，问过员工之后，便吐吐舌头耍赖道：“怪她们，她们定的价格。”面包店的员工久的已经跟了他11年，短的也有四五年，他把他们当家人。

　　他是民国首任上海都督陈其美（字英士）的孙子。陈其美是元老，孙中山当年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因其如此，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后来都成了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陈家在民国的势力可见一斑。“‘四大家族’的陈家嘛，号称富可敌国，放在美国周转的钱就有60亿美元，不过我一毛钱也没见过。”陈泽祯笑，“陈立夫卸任后在美国养鸡卖辣椒酱，陈立夫辣椒酱倒是有点名气。后来一场火烧了鸡舍，损失惨重。陈家人好像都没什么赚钱的命。”作为唯一在大陆生活的陈家后人，陈泽祯如今不过是个“面包老爹”，也是一个经常在中日问题上发表强硬观点的“刺儿头”。

　　去年事件期间，陈泽祯被邀请去凤凰卫视录制《一虎一席谈》，节目中，陈泽祯曾怒斥亚洲通讯社社长。“他在那慢悠悠地说什么‘等中国真正强大了，日本自然就会把还给中国’，简直是笑线年留学日本开始，陈泽祯在日本居住了20余年，“日本人怎么看中国人我太清楚不过了。”

　　他口中的“中国人”指代的是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因此他在很大程度上反感自己被称为“台湾人”。每每有人这样称呼，他都要不厌其烦地纠正。他认为这个称呼是李登辉搞“”时的阴谋。“李登辉那时开始说‘台湾人’，是为了刻意将大陆人称为‘中国人’。”他摇头叹气。

　　在1991年辞职赴美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泽祯以“中国人”的身份活跃于日本的晚间电视辩论节目，与来自左右翼的代表据理力争，给很多日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当年他在日本期间用日文撰写的《日本人中国人》曾非常畅销。

　　尽管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在领土问题上，陈泽祯一贯态度强硬，没有丝毫让步的余地。《一虎一席谈》录制期间最令他气愤的言论是，“目前中国有很多中日合资企业，日本只占40%股份，中国占60%，要是态度强硬地抵制日货，我们的损失会更大。”陈泽祯强压住几乎要咆哮的情绪反问对方：“我们抗战死了三千多万人，一寸江山一寸血地打到底，这也就是你叔叔辈爷爷辈的事，结果还没有过多少年，你就已经把历史给扔光了。照你的讲法，以后外国要欺凌我们主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来维护。牺牲了三千多万同胞，才保下的这块土地，你现在却要算算谁损失4块钱，谁损失6块钱？前辈们用四流装备打日军一流装备的时候，有没有算过划不划得来？！在领土问题上，一定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态度！不一定非要打，但绝对不能害怕打！”

　　陈泽祯认为他的判断自有依据，“中国目前对日本的经济依存度仅为20%，但日本对中国高达80%。一旦真正抵制日货而不是对自己人‘’，不用一年时间，日本的企业家们就能把现任首相弄下来，换谁继任都不敢这么嚣张。”但据陈泽祯讲，他那一次的发言在播出时被删节了很大一部分，留下的内容不痛不痒，“还有人觉得这老头儿怎么老这么激动，其实我激动的原因被删掉了。”

　　在他的印象中，陈家并没有什么成文的家训。1916年的5月18日，父亲陈惠夫出生未满两岁，祖父陈其美为筹措革命经费，在上海的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寓所遭到了政治暗杀，杀手受袁世凯收买的张宗昌指使。当时，除了结拜兄弟蒋介石，没人敢去为他收尸。蒋介石这样做，也是出于对陈其美的感念，是陈把他推荐给孙中山的。“在一定程度上，没有陈其美，也就没有蒋介石的后来。”陈泽祯说。

　　陈其美死后，孙中山特批了半座山头建其陵寝，次年又率上万人在陈的老家湖州为其举行国葬。对于陈其美之死，孙中山称之为“失我长城”。

　　1995年，陈泽祯一家受邀从美国返回家乡，见到了那块墓地，“外围已经没有原来那么大了，但坟墓主体修缮一新，湖州人都叫它‘小中山陵’，我看了吓了一跳。”

　　后来陈泽祯听老人们讲，当时陈其美的遗物中，不过几件旧蓝布衫、一副金丝边眼镜和一叠当票。这与大陆一些文章所说的“陈其美风流倜傥，常出入风月场所，挥金如土”的形象颇有出入。

　　出生于1946年的陈泽祯，是陈惠夫最小的儿子，在他之上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最大的哥哥陈泽祥大他10岁。如今，陈家后人主要生活在台湾地区和美国、欧洲等地，大部分人已与政治绝缘。

　　1949年，陈泽祯随家人取道香港，转赴台湾。刚到台湾时，岛上的各项事业均需建立。“我爸爸最开始只不过是交通银行秘书处的一个秘书，小职员，后来慢慢升到秘书处主任，直到副总经理，他们也叫副总裁。这个位子是很稳定的，总裁、董事长不停地换，但他不会换。”

　　由于父亲忙于工作和应酬，陈泽祯年轻时与父亲的交流并不多。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回家吃饭。在家中，陈泽祯的四个哥哥姐姐读书都是一把好手，上的是著名的建国中学或北一女、北二女（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台北第二女子中学），姐姐陈泽乐毕业时甚至有资格拿陈果夫奖学金，唯独最小的他喜欢练摔跤、组乐队、“混太保”。

　　当时陈泽祯随父母居住在“空军总司令部”大院中，边上就是台北的眷村正义东村、正义新村。“小时候孩子们都在一起玩，没有隔阂。那时候眷村的孩子们有自己的帮派。”陈泽祯加入的是“万字帮”。在他看来，这是行侠仗义，以武制暴。帮派里有兄弟犯事准备跑路，大家凑份子，陈泽祯也要凑一份，没现钱就偷偷拿父亲的衣服去当掉，让父亲大伤脑筋。直到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地怒斥他道：“我已经对不起我父亲了，我绝不能容忍我的儿子再对不起他父亲。”

　　陈泽祯自己都数不过来到底留过几次级，他23岁被父亲送到日本留学后，才终于考上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大一假期回到台湾，在大律师端木恺的律所实习，认识了小他4岁的邓肃媛，她在律所担任实习秘书，后来成了陈的太太。

　　在日本的日子，是陈泽祯至今回忆起来最快意恩仇的岁月。毕业后，他在《联合报》担任驻日特派员。《联合报》是一张台湾民办报纸，内容独立，而陈泽祯直言不讳的行文方式，也令他尝尽了作为无冕之王的快感。

　　最痛快的事有两件：一件是赶走了几任台湾“亚东关系协会”驻日代表；另一件是帮助台湾免于两场巨大的骗局。

　　陈泽祯赶走的第一任驻日代表是马纪壮。1988年七八月间，昭和天皇裕仁因患十二指肠癌开始便血，9月中旬，马纪壮给台湾在日本的各企业、团体发去公文，通令台湾在日的所有机构即日起停止宴饮活动，“如果必须举行，则应注意，在宴会中不得有举杯表示祝贺的言辞和行动。”公文结尾处还宣布取消当年在日的“国庆”（10月10日）活动。陈泽祯见此公文无名火起，“他是谁的天皇陛下？！日本天皇生病，把我们的庆祝活动取消奇不奇怪？！他用热脸去贴日本的冷屁股，我就觉得有损中国人的尊严。”次日，他在《联合报》发表题为《日本天皇，非吾陛下，驻日代表，忘了我是谁》的文章，短短400字，“干掉了”马代表。

　　他赶走的另一个驻日代表则是大名鼎鼎的蒋孝武。1990年，蒋经国之子蒋孝武出任驻日代表，到任后不久赶回台湾支持李登辉参选“总统”，并发表骂了李的竞争对手、他自己的叔叔蒋纬国，这令一直与蒋纬国亲近的陈泽祯大为光火。在陈泽祯的记忆中，父亲到台湾以后，便不再与从小一起长大的蒋经国说话，反倒与性格单纯的蒋纬国关系亲密起来。“蒋经国心机太重，倒是纬国叔叔是个大好人。”

　　再回日本，蒋孝武约陈泽祯见面，言谈间称李登辉“李总统”，惹得陈泽祯一阵恶心。“‘李痞’就是个政客，为了拉拢支持自己的势力，什么都能卖。”在自称“传统中国人”的陈泽祯看来，“真正的应该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他最不能容忍的是民族内部的分裂。

　　陈泽祯就此对蒋孝武宣战，一年之后，蒋孝武在陈泽祯发表两篇公开攻击文章之后郁郁离职，而陈泽祯也因为李登辉主政台湾，“觉得工资从台湾寄来都恶心”，从《联合报》辞职，连养老金都没要。

　　多年后，在给新闻界老前辈卜少夫的信中，陈泽祯称，自己虽常骂“老蒋是把人才当奴才用，小蒋是把奴才当人才用，以致造成了如今奴才用奴才的局面”，但他也认可二人不论在何种时候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面对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本五权宪法，一个，他们即使并未完全照章遵守，至少装也装出来自己是信徒的样子。”

　　由于1965年李宗仁回大陆刺激了蒋介石，为求平衡，蒋开始邀请陈立夫回台。1969年，陈立夫回台北定居，未肯接受蒋安排给他的9个政治职务，而是接受官方资助搞文化复兴运动。1980年代末，陈立夫正担任台湾中医药学院董事长，致力于文化交流。

　　在日本，要考一个医科文凭相当难，那时候台湾的某些医科大学学历日本还是认的，所以有一些日本医生就想了一个歪主意，说是去台湾进修，其实读的是类似培训班的课程，但要求台湾方面出正规的毕业文凭，他们盯上了中医药学院。当时也不知道中间人是怎么跟陈立夫说的，“亚东关系协会”理事长马树礼跟陈立夫解释了无数遍这是个骗局，但陈立夫估计是上了年纪，就抓着“中日文化交流是好事”不放，非要马树礼通行。马树礼是从小看着陈泽祯长大的长辈，他把情况告诉了陈泽祯，最后陈泽祯只得在电话里对堂伯撂狠话：“这就是一群混蛋！不信你等着看新闻！”很快，陈泽祯便召集日本几家报纸的记者在一起开会，安排他们分头调查，次日调查的内容分别见报。他将他们的文章摘抄后发回台湾，堂伯这才改变了决定。

　　另一起骗案是：当年日本出现了一个号称是天皇叔叔的人，拿出一份族谱自证身份，说他在日本搞了很大一块地，要建蒋中正大学，欢迎台湾人出钱出力。“这样的谎言很容易拆穿，但打掉他们，斗智斗勇的过程也充满了快感。”陈泽祯说。

　　1991年，陈泽祯带着太太和两个女儿离开日本，旅居美国南部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当时日本对引进中国文学作品颇为谨慎，出版界的朋友拿了一本书来给陈泽祯，问他对这本书的看法。他一看，原来是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倒是不错，但我希望你们在引进这本书之前先引进另一套书。”他推荐给对方的是由高阳所著的《慈禧全传》，理由是，“柏杨的书中所写的，的确是中国人，但那是病态的中国人。高阳这本书里的中国人，才是常态下的中国人，有勾心斗角，有淳朴善良，有他们一步步变化的过程。先了解常态的中国人，再了解病态的，比先了解病态再了解常态要更好。”

　　接下来的5年半时间里，他将这部11卷300余万字的小说翻译成了日文，为此查阅了无数典籍，以求翻译得更加精准易懂。

　　翻译工作结束后，陈泽祯想到自己在美国没有吃过特别美味的面包，而他在日本期间倒是有许多著名的面包师傅声称是自己的粉丝，于是，他回到日本拜师学艺。他在日本烘焙业小有名气的神奈川青木先生那里学了3年烘焙技术，从“亚洲面包”到“欧洲面包”逐一学起。日本烘焙业的大师傅们串联起来，挨个免费教他自己最拿手的面包做法，包学包会。这让陈泽祯颇为感动。

　　回到田纳西，陈泽祯与太太在70S公路边开了第一家Alpha Bakery。为了做出口感最好的面包，陈泽祯不惜在原材料、工艺和设备上投入巨资。比如他们的德国黑面包，其原料德国黑麦必须来自一家祖祖辈辈都在最适合生产黑麦的巴伐利亚地区种植黑麦的厂家。他坚决只用纯天然材料，尤其是鲜奶油和鲜牛油，“天然、安全”是他坚守的底线。

　　在美国，陈泽祯的面包一律按照“餐饮界的铁则”定价：原料价格占售价的三分之一，固定开支如房屋水电费占三分之一，利润三分之一。2001年，他开的Alpha Bakery成了远近闻名的面包店，开始收支平衡且略有盈余。这时，他希望在中国大陆开一家分店。

　　“台湾我是不会去了，离开就没打算回去。95年大陆邀请我们一家回来，看到祖父、祖母他们安葬在老家，看到我老家那些亲戚拉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看，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他最终把店址选在了北京。面包店的中文名“红炉磨坊”源自小女儿陈绍惠随口吟出的白居易名句“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她在日本出生，美国长大，随口而出的是中国诗词，我高兴得不得了。”

　　第一年，租店装修费了老大劲。陈泽祯性子倔，物业保安来店里“找麻烦”，他常常把人骂回去，“莫名其妙的规矩一天一变。”店面勉强撑起来了，找来的面粉竟然每一包的蛋白质含量都不同，他从星巴克的库房借面粉来做，从美国买到面粉后再还回去。面包房在亮马桥路的福景苑，面包工厂却越搬越远，第一次租用的工厂大费周章装修完毕，但就在第一个租约到期后，房东却拖着不肯续约。由于合同已经过期，他只能将装修损失吞进肚里。

　　除此之外，陈泽祯有着与所有餐饮小老板一样的烦恼，这税那费外加培训从来没把他落下，“有一次交了培训的钱，大老远跑去听，到了现场一个人都没有。”说起这个，他又是气不打一处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泽祯都需要用美国门店的微薄盈余补贴北京店的亏损。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三分之一铁则”在美国行得通，在中国却行不通呢？

　　也有让他感到安慰的事。去年重庆的一对姐妹下了很大决心跑来找他学做面包，他倾尽全力教对方做，姐妹俩开店时他还专门跑去站台。“一开始当地的一家连锁店就挨着她们家开，疯狂打折，抢走了一半客人，姐妹俩沮丧得不行。结果不到半年时间，客人全都回来了。”陈泽祯觉得特别乐，“把他们的嘴养刁，他们就不吃坏面包了！”

　　今年，重庆最大的奥特莱斯看中了红炉磨坊，想让他们成为入驻场内唯一的烘焙品牌，高昂的入场费和分成比例令陈泽祯望址兴叹。不得已，他托人给商场主管送去自己曾写过的一篇文章，并自比千里马。“千里马需要的是伯乐的赏识，它如果在田间干活，吃一担谷，不一定有那些普通马能干活，但是千里马有他奔腾的价值。”后来，在这位焦姓负责人的拍板下，红炉磨坊获得了优惠的入场条件。

　　在陈泽祯递过去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又穷又硬是我们陈家的家风’，这是先父故世前在病床上对我说的，举凡利用职务，为私己蓄才，在陈家都必须视为坏事，不能做。”因此，有人私下里提醒陈泽祯“不要老提面包，他们都在偷偷笑你，陈英士的嫡孙沦落到这把年纪还在卖面包。”陈泽祯不以为意，“陈家的子孙到了这个岁数还要靠手艺生活，这才是值得骄傲的。”

　　在翻译《慈禧全传》期间，他曾专门写下“绵延子孙但具气骨，清华门楣何需望族”的对联和百余字注解，发到台北请时年95岁的陈立夫誊写，至今这幅字还挂在他美国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