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热潮”中，说他“吃螃蟹”、说他创造“文学神话”，也就罢了。最令人惆怅的话语是：“他令几乎所有码字儿的，都跌破了眼镜。”

　　岁暮天寒，辞旧迎新，忙于“盘点”的机构又将他和“关键词”接连选入“2004年十大消费酷词”、“2004年中国阅读报告”、“2004文化年鉴”和“2005最流行的见面语”等名目繁多的版本。

　　尽管早在2003年初，作家出版社即出版了他的魔幻现实题材长篇小说《红马》；尽管更早些时，他就将散发于各报刊的专栏文章结集为《野腔野调》一书与公众见面，但无论其动势或效应，都远远不如2004年夏秋这一次“风生水起”，“热闹非凡”。

　　先是6月中旬，广州的新锐报纸《南方都市报》披露信息：“千夫长创作国内首部手机短信连载小说《城外》”，称这部每70字(含标点符号)为一章节的长篇小说，“专为手机短信定制而成”，并由此推断：拇指文化前景可观。

　　犹如一石击水，广东当地以及外省市敏感的电信运营商们、追踪报道的各路媒体记者们，纷纷挂电话至广东省文学院，急切地询问“签约作家千夫长”的行踪及联络方式。

　　地处广州天河北路的广东省文学院，原本是个寂寞的场所。岭南文坛近年虽然涌现出了青年女作家张欣；宿居着以《欧阳海之歌》影响了一代人成长的老作家金敬迈；过世不久、以《三家巷》享誉当代文学史的欧阳山，但“沉寂”与“保守”，是外界也是广东文坛人自己惯常使用的评价词语。

　　而2004年3月才成为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的千夫长，一下子就让这寂寞的所在风光了一把。鉴于社会舆论的关注，广东省文学院和广东省作协于7月上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千夫长创作了首部手机短信小说《城外》；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诞生；具有“首创、原创、开创”意义；并预言“手机文学”与脱胎于钱钟书先生《围城》的“城外”，将成为新的时代“关键词”。

　　如果说，“手机短信小说第一人”、“手机短信小说开山之作”，是记者们首先关注的“新闻点”，那么随后令记者们更感兴趣的则是千夫长的商业运营方式：小说版权以竞标方式出售给电信机构，4200字的《城外》版权招标价30万元。

　　就在人们为此惊叹、质疑乃至争论之时，“《城外》商业运作成功”的消息接连传来：总部设在北京的华友世纪通讯公司以18万元购得《城外》手机短信连载版权；随后，跨海而来的台湾勤创公司以更高的价钱买断该小说在台湾的版权。

　　千夫长火得一塌糊涂，这位来自科尔沁草原的壮汉，频频亮相于CCTV、BTV，广东电视台、深圳卫视的各类访谈节目中。据说节目录制完毕，有电视台居然“红包”送出———节目出场费。

　　那一次，为接受英国路透社电视采访，他专程飞赴北京；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更费周折，“他越洋电话打到上海，上海的翻译又打给在广州的我，整个采访折腾了一个下午”……再加上法新社、英国《泰晤士报》、日本富士产经商报，台、港、澳媒体，千夫长说：“为这部4200字的小说，我接受采访的媒体超过100家，各地报刊发表的采访文章累计超过20万字。我自己不过煮了一碗面条，人家却送给我一大锅卤子。”

　　在2004年岁末，千夫长连同他的“短信小说”，先后入选“十大消费酷词年终盘点”；“2004中国阅读报告”、“2004年中国营销大盘点”、“2004文化年鉴”；“盘点2004中国文坛”和“2005最流行的见面语”等名目繁多的版本。

　　时光走入2005年，千夫长在《城外》的手机短信(SMS)、手机上网(WAP)、手机语音(IVR)三个版本基础上，继续进行着手机电影版、影像图书版、长篇小说版的制作，他说：“我的目标是‘一鸡八吃’。”

　　走出围城，第一次到城外约会，接头暗号是张爱玲爱情名句：于千万年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时间的无涯荒野中，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步，刚好赶上了。

　　“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灵感，让你创作出了这样一部手机短信小说？”———当千夫长成为手机短信小说的No.1,尤其当他因《城外》名利双收后，难以数计的人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要知道中国目前的手机用户大约3亿人；树上掉一片叶子，就有可能砸到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文青”。

　　“很难一句话说清。魔幻一点说，某一天，突然醍醐灌顶，我与时俱进，在这短信时代就创作出了这部短信小说。”

　　其实了解他的人知道，自学会发送手机短信那一天起，他就开始了“手机创作”：打油诗、小笑话、节日祝词等等，他坚持“原创”，很少转发。譬如圣诞节，他向朋友们发去“六绝”一首：“我是圣诞老夫，派发幸运礼物；可能迟些送到，平安夜里忙碌。”

　　受不断增量的“内存”引诱，千夫长追逐时尚，喜新厌旧，频频换机。他说发短信的速度已到“盲打”水平，他甚至运用手机短信接受记者异地采访。除“盲打”，千夫长的另一项本事是“乱打”———无论茶楼酒肆，人声嘈杂，他均能拇指飞扬，直到将“杂诗”发出为止。

　　于是，在2004年春季的一天，他天机乍现、突发奇想创作“手机短信小说”。此后三个月里，始终缠磨于他的问题是：写什么？怎样写？

　　“我要写一个道德和法律都不支持、合情却不合理的婚外恋题材，这也是当今社会的生存现状。”千夫长狡猾地认为“选择题材要聪明”，要有为市场考虑的功利因素：“情感是永恒的题材。如果写武打，70个字写不出快感。”

　　他说此前曾经创作了长篇小说《爱你到虚无缥缈》，6万多字，本打算在网络上发表，后因“不愿跟风而存盘冷冻”，此时它就成了《城外》的脚本。

　　千夫长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以前的创作就像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有大海的波涛、渔船、渔网、鱼肉，还有渔民和日出日落，面对鱼骨的得和失，快乐和痛苦。我这部短信小说《城外》则直接展现鱼骨，直接逼近生命的真实。”

　　应该说，这种“直逼”是短信小说的文本形式所决定的，表达首先受到了字数的限制。千夫长说：“我在写作中不断地提醒自己，不要有过多的对话和情景描写，不能浪费一个字，甚至一个标点符号。就像鼻烟壶里的内画，局限性大，但也要气象大，很要功力。”

　　千夫长特意以第一人称叙事：“如果用第三人称，男女主角的名字就占几个字格，用字已到吝啬的程度。”

　　他用“绞尽脑汁，用心良苦”来表述当时的写作状态：“70个字一篇的短信不但要有亮点闪现，还要和上下篇呼应，承前启后，波澜起伏地拽着情节向前发展。”他希望“每篇短信都精彩，让人记住、保留、转发、传播。相信总有一些句子会被传颂，成为经典。”

　　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据说是《城外》的“第一读者”，他评价这篇4200字的作品为“微型建构，长篇气质”。他认为：“虽受字数的限制，但在千夫长的内心，却依然张扬着一种文学的核心品质———故事、冲突、人物的命运感、精神细节的雕刻，这些，都尽可能地浓缩在了《城外》简短的篇幅里。千夫长骨子里做的还是文学梦，但他比一般作家先行一步，他找到了一种方式，使自己的写作成了可被大众消费的一道景观。”

　　2004年9月，购买了《城外》手机短信版权的华友世纪通讯公司开始向手机订户每日二次发送连载小说《城外》，后来根据订户要求每日增至为四次。有报道说首批订户80万人。

　　“我就是要喝手机短信文学的‘头啖汤’”———已经在广东生活了18年的千夫长，常常用这样一句“粤式”语言，表达自己作品的意义。

　　千夫长行走在南粤岁末的暖阳中，形容粗犷，性情爽快，你甚至会怀疑那部丝丝缕缕、缠绵悱恻的《城外》是否出自他手？他不时转动几下脖颈：“颈椎病纠缠我很多年，想想就是小时候骑野驴、野马摔伤的。”

　　他1962年出生于科尔沁草原，他曾经用笔描述过那个童年的摇篮：“六月的草地，马兰花开，一派蓝幽幽的景象。”当他蹒跚学步时，就与红马驹朝夕相伴；草地上，身穿蒙古长袍的祖母给他讲述一朵野花、一座天堂的故事；篝火旁又唱又跳为病患者“招魂”的萨满教仪式———这就是刻录在千夫长记忆深处的科尔沁草原。

　　而千夫长的父亲，正是草原上说唱蒙古谚语的“第一高手”，这位远近闻名的马车夫，诙谐、幽默、比兴的语言风格连同一段段蒙古谚语，“没有浪费”地被儿子传承下来：

　　一批天津知青的到来，让这个野性少年第一次亲近文化：“知青们画版画，我就跟着他们在缺少树木的草原到处寻找木板，把蒙古刀进行各种刀锋的造型改造，然后把草原的牛群、羊群、马群以及套马人、牧羊狗都刻上去，后来也刻一些萨满的图腾，很笨拙，很复杂。”这样的“艺术”经历，使日后的千夫长练就出一手笔道硬朗、幽默外加几分诡异的硬笔书法。

　　千夫长说：“我17岁那一年，草原上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远方一座城市的师范学校，向我洞开了文明的大门，于是我告别牛羊和亲如手足的牧羊犬，离家远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是北岛、顾诚、舒婷等人的诗歌流行于大学校园的时期，痴迷于诗歌的千夫长认为“草原人有的是激情”。他有过一夜写作六十多首诗歌的纪录，同时也显露出为油印“诗刊”发行“拉来300块钱赞助”的“经商天赋”。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当巴克西———老师，也许是血液中的游牧因子作怪，两年后他竟令周围人无法理解地辞掉了这只铁饭碗，成为当地第一个辞职的国家干部。1987年他裹挟在南下的“十万大军”中，广州—深圳—海南，常常一只脚在商海，一只脚在文坛，自称“文化商人”。

　　1989年起，他移植港台报刊的模式，在《深圳特区报》、《羊城晚报》等报刊写作专栏文章。除此，还从事过广告策划、报刊出版发行等文化工作。与此同时，他卖过电子产品、海产品，在深圳、青岛开过多家中医美容院。他担任“董事长”的“忽必烈酒”曾行销十几个省市，“他身边围着一大帮人，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他的朋友、深圳作家胡野秋曾经这样描写过：“他一边喝酒一边卖酒，到处推销他的‘忽必烈酒’。周游珠三角自不必说，足迹远至中原大地，一帮蒙古族姑娘小伙，捧着哈达、唱着酒歌，轻易就把人征服了，征服的标志就是把人彻底喝倒。八百年前，成吉思汗是一片一片地把人杀倒。八百年后，成吉思汗的子孙千夫长是一片一片地把人喝倒。”

　　那时的千夫长，因大碗喝酒、不醉不归而人称“鬼见愁”。一脸胡子，一头“腾格尔式”的谢顶长发，慓悍、飘逸，据说那是他“识别系统的主要符号”，有人竟因此将其“误读”为“艺术家”。

　　他讲自己的笑话：“别人到海南，大都赔得一塌糊涂，我却挣回7万块钱，那时可不是小数目！我17岁以前连火车都没见过，更别提这么多钱。这钱放哪儿我都不放心，就每天装在‘绿军挎’背身上，出出进进。有朋友见我天天背块‘大砖头’，问我为什么不存银行？我说信不过那么一张小纸片。”

　　后来，他拿出其中的5万元在科尔沁开了一家饭店，也算是衣锦还乡，“饭店24小时营业，当地的作家、音乐家、文人都到这个据点把酒言欢，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声歌唱，就是没人大喊买单。一年下来，不用盘点就知道亏了，我又补进2万元，才结束了这桩在家乡既光荣又可笑的事情。”

　　千夫长常常用一个“鲜”字———“草原吃羊肉、沿海多食鱼”来说明自己具有草原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双重背景。同样，在“作家”与“商人”这看似风马牛的两股道上他也并行不悖。目前已出版了三部小说、一部随笔集的千夫长，并没有将写作看得多么清高、神圣，同时也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和市场的喜爱：“写作成名是我人生追求的底线，我觉得仅仅是个作家并不精彩，甚至有些乏味和沉闷。现在是老板的年代，作为金钱的代言人，老板是这个时代的激情。”

　　可2004年，在文坛“搅局”、令电信业震撼、在海内外媒体抢尽风头的是“千夫长”那家伙。于是有网友发问：你为什么取这样一个怪怪的、有大漠气势的名字？

　　千夫长答道：“科尔沁草原有八百里大漠，大漠下面是辽国的古都。小时候，我躺在沙漠上看星空，总有一种回到古代故乡的感觉。总是恍兮惚兮地看见七百年前，一个盘马弯弓无畏的勇士就是千夫长，而那个千夫长就是我的前身。

　　“这应该是一份前世的缘。写作时，千夫长就像一个幽灵附我的体，让我的创作匪夷所思。千夫长就像我的一个品牌，让我名利双收。”

　　今天，以第一部手机短信小说《城外》名利双收的千夫长，又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想法：“下一步，我又想经商了。我想做电信增值业的CEO。因为手机短信小说，我看到了电信业的广阔商机，但是我需要一个平台。我本人已经是一个具有含金量的品牌，如果做电信增值内容的原创网站，比如：手机短信文学网，或做内容供应商，肯定很快做大。这需要投资人和我的优势资源对接。”

　　也许，是科尔沁草原的大漠长天造就了千夫长开放、张扬的性情，在《城外》“热卖”的前前后后，他都以一种“敢为天下先”、敢道个性化语言的姿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你很难将他划入什么流派，但显然，他深谙“颠覆”、“解构”之道。

　　譬如谈炒作概念、谈作家与市场的关系，他语惊四座：“我一点也不遮蔽，决不羞羞答答，我很功利地告诉你，我就是在炒作，就是要吃一碗文学头啖汤。你写出的东西对读者连吸引力都没有，还怎么去妄谈其他？在这个市场经济时代，作家就要为市场写作，作品就要当成商品来炒作。”“文学是有极大的商业价值的。作家把追求商业利益作为写作目的不会影响作品的文学性，一个能力非凡的作家应该大地、白云、蓝天都要揽在怀中。”

　　再譬如谈论文学功能：“文学作品有一定的深度，培养人，教育人，这已经是老生常谈，其实这不是文学作品的唯一功能。尤其是文学发展到今天这个精彩的信息时代，文学要和时尚生活搞好感情关系，这样文学要生存发展下去，就要具备一个新的功能，那就是娱乐读者。”

　　对“传统型”作家，他的话语中不乏揶揄：“我的创作理念跟大多数传统作家，是不同了。正因为不同，那么我才成了今天写《城外》的我，他们还是写他们作品的他们。他们过不了岸，套用余光中先生的名句，永远是：他在岸这头，钱在岸那头，找不到过河的桥，也挖不通地下隧道。”

　　“一个作家，最大的价值就是创作出前无古人的文学样式来，我与时俱进，在这短信时代创作出了这部短信小说。”

　　“新生事物，就是不伦不类的东西，我追求的就是不伦不类。有伦有类的就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对我来说，就没有了追求的价值。”

　　———如果我们只是将这些标新立异的观点理解为千夫长张扬乃至张狂的个性所致、理解为他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亢奋所致，显然也失之偏颇。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文章中，《文汇读书周报》记者朱自奋的分析倒显得客观、平实：“手机小说特有的载体以及付费阅读方式，决定了它一出世就和网站、运营商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商业气息较强。从创作到阅读到评价标准，都不同于传统小说，也不同于可以免费下载阅读的网络文学。一些评论家认为，现代人们理解的‘文学’概念比以前泛化。对手机小说的评价不必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衡量。”

　　与此相近的，还有某大学研究生陈昌山的观点：“传统文学是单打独干，手机文学则有很多合作伙伴，需要跟电信运营商各方结盟……它具备赚大钱的功能，至少会比在纸上发表值钱。”

　　青年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以“2004年度有标志性意义的文化事件”，为千夫长的行为命名。尽管他对此事给予热情、积极的评价，但深度思考后的隐忧也诉诸笔端：“它是新的文学类型？它会引发新一轮的写作热潮？它是商业入侵文学的最新样本？争论已经在所难免。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新的文学类型的诞生？我们该如何判定文学进入消费之后的得失？《城外》引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话题。”

　　至今，对手机短信小说《城外》给予积极评价、“看好”的人士为数不少，譬如作家格非、文学评论家葛红兵、书评人黄开发、世纪华友公关经理杜华等，集合“正方”观点，大致如下：短信文学将成为新的文学样式；e时代“掌上阅读”“拇指文学”会成为新的潮流，覆盖庞大的读者群；《城外》的意义不在于其文学价值，而在于其开创性的意义。作家王跃文强调“从写作的进步意义上这未尝不是文学上有意思的探索和尝试”。

　　自然，对此事持质疑乃至否定态度的作家、评论家也大有人在，譬如作家蒋子龙、文学评论家张柠、学者梁艳丽等，“反方”观点主要为：“手机的键盘和界面对于写作或阅读都毫无进步性可言。所谓短信文学不过是文学的载体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实质毫无意义：短信文学根本不成立。”“传统文学都几千年了，发展得很好，(手机文学等)对文学的传统都没什么影响。”“短信小说要有高水准的人进入，参与，这样才能有精品，否则无法进入文学的殿堂。”

　　除此，作家张贤亮坚持“以平常心看待”；记者陈佳提出：“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是昙花一现，还是能对文学写作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都有待时间的考量。”

　　林林总总，手机短信小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也许，正是对立观点的存在，人们的思考才趋于全面和理性。还好，来自科尔沁草原大漠长天的千夫长，将这些正方、反方以及中立的观点，统统收入他即将出现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新书《城外》，他说：“我有宽阔、包容的文学胸怀。”